“那自然是周总理，还有你李伯伯和聂伯伯。”这里的李伯伯和聂伯伯，分别指的是李富春与聂荣臻。李富春与邓小平的友谊非同寻常，他们之间维系了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战友情与兄弟情谊。
留法岁月酿深情
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时期，一股风起云涌的赴欧洲勤工俭学的热潮在中国知识青年中迅速蔓延。
邓小平与李富春的相识，始于他们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岁月。李富春长邓小平四岁，他于1919年10月踏上了赴法的勤工俭学之路。紧接着，邓小平也在1920年10月跟随了这一脚步，一同赴法寻求知识。
抵达法国后，李富春、邓小平等同仁便把握住欧洲提供的便利，潜心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深入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从而纷纷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6月，李富春携手赵世炎、周恩来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2月，该组织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富春随后被任命为执行委员。1920年10月，邓小平抵达法国，在追求学业的理想破灭，勤工俭学之路亦屡遭挫折之际，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萌生了加入组织的强烈愿望。1923年夏日，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4年7月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24年，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圆满落幕之际，大家合影留念，欢送周恩来同志返回祖国。在这张合影中，前排左四处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身影，紧邻其侧的是李富春同志，而后排右三位置则是邓小平同志。
在法国求学及投身党团活动的岁月里，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二人一同完成了入团仪式，并在仪式上各自进行了庄严的自我宣誓。因邓小平年幼，李富春、蔡畅便亲昵地称他为“小弟弟”。1923年3月的一个午后，巴黎市区某家咖啡店内，邓小平见证了李富春与蔡畅的婚礼，并在场见证了他们的美好誓言。他们仅以几杯葡萄酒简朴地完成了婚礼仪式，从此成为革命道路上的伴侣。“我们三人只喝了几杯酒，便完成了婚礼，小平同志还担任了我们的证婚人呢！”多年后，李富春回忆起这段往事，满怀感慨。
邓小平在巴黎期间，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李富春、蔡畅住在一起。邓小平后来经常提到，他常吃蔡畅煮的面条。晚年回忆起那时的生活，蔡畅曾笑着对邓小平的孩子们说：“你爸爸最小，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小胖子。他可爱吃我煮的面条了。”在巴黎的革命岁月和艰苦生活中，他们即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年轻革命家，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1923年夏日，邓小平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征途，与李富春等同志一同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导下辛勤工作。未几，李富春、邓小平相继步入旅欧共青团领导核心。在戈德弗鲁瓦街的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旅馆客房内，这既是周恩来同志的卧榻，亦是他的编审之地，同时亦充当了“印刷所”，发行着旅欧共青团的官方刊物。起初，刊物名为《少年》，后来更名《赤光》，社址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楼上。大家轮值编辑，邓小平与李大章负责刻制蜡版，而李富春则负责发行工作。因蜡版刻制工整，印刷清晰，邓小平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美誉。邓小平还以本名和化名撰写了诸多激情澎湃的战斗檄文。《赤光》的文章以其短小精悍、切中时弊的特点，深受旅欧华人的喜爱，被他们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
这些年轻的革命志士身处简陋的居所，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日间辛勤劳作以维持生计，夜晚则彻夜奋斗不息。他们常聚集在周恩来同志居住的狭小空间中举行会议，床上、桌边均挤满了人。他们的餐桌上只有面包和白水，有时甚至蔬菜都难以得见。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依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
1925年的新春伊始，李富春与蔡畅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求学之旅。次年一月，邓小平亦从法国启程，加入了赴苏学习的行列。在苏联的深造期间，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国内革命形势的迫切需求，遂相继返回祖国，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浪潮之中。
战争岁月见真情
在国民大革命遭受挫折之际，1927年的岁末，邓小平随中央机构一同迁至上海。翌年夏日，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踏足广西，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与此同时，李富春则肩负使命，前往上海及广东等地，投身于党的隐蔽斗争。自1931年秋季起，邓小平与李富春相继抵达了中央苏区。在此期间，邓小平曾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以及会昌中心（包括会昌、寻乌、安远）县委书记的要职。然而，1933年3月，鉴于他坚定地反对“左”倾路线，邓小平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位被剥夺。得益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关照，邓小平得以转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不久，邓小平等人被作为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毛派分子”，进一步受到排挤和打击。“左”倾路线执行者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不到10天，上级又说乐安位于白区边缘，怕他出问题逃跑。邓小平被调回后，上级指令他在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接受“劳动改造”。
昔时，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设于宁都。蔡畅遂派遣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前往邓小平所辖之乡，旨在考察妇女工作之余，亦欲探访其人。邓小平对危秀英言：“转告蔡大姐，此地生活困顿，腹中常感饥馁。”蔡畅闻言，遂与李富春合计，凑集些许食物，购置猪肉、大蒜、辣椒，由蔡畅亲自掌厨，烹制佳肴。危秀英趁夜色将邓小平接回，共进一餐。离别之际，蔡畅叮嘱他务必保重身体，再忍一时。邓小平满心欢喜地返回乡中，而蔡畅却为这位小弟的处境深感酸楚。
在邓小平遭受困境之际，李富春慷慨伸出援手，对其关怀备至，并将他的境况向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进行了详尽汇报。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积极争取下，临时中央最终同意任命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随后，邓小平被委派至总政治部宣传部，肩负起主编《红星》报的重任。
在长征途中，邓小平因曾遭受批判，起初并未名列转移名单之中。然而，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特别提出，将邓小平纳入长征队伍。面对长路上空敌机轰炸，地面敌军围追堵截，风餐露宿的困境，有人心生忧虑，情绪低落，而邓小平却在逆境中寻求乐趣。每当夜幕降临，敌情缓解，邓小平便与李富春、潘汉年、陆定一、李一氓等红军总政治部同志并肩同行。在月色皎洁、微风拂面的夜晚，他们畅谈古今，不时整队高歌，歌声响彻云霄。他与同志们边走边谈，无论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常常使大家忘却了旅途的劳顿。李富春戏称此为“徒步吹牛皮”。邓小平的幽默乐观，深受大家喜爱。长征期间物资匮乏，每当话题转向各地美食，邓小平便会绘声绘色地描述四川的天府之国风味，如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等，听得众人垂涎欲滴。这种“画饼充饥”的谈笑，被大家戏称为“精神会餐”。1934年底，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次年1月，他与李富春一同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咱们来个聚餐，现在就给你们腾出一间窑洞，吃完饭一同回去，也就算是完成了婚礼。”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张闻天及其夫人刘英、李富春夫妇蔡畅等均莅临现场。在黄土窑洞外的木桌上，摆放着金黄色的小米饭，这是延安特有的朴实而又温馨的婚宴。当夜，那些革命先辈们童心未泯，对新郎官进行了小小的恶作剧。孔原被灌得酩酊大醉，而邓小平虽每杯必饮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事后，刘英好奇地询问张闻天：“小平的酒量真是了得啊！”张闻天笑着回应：“那是因为里面有‘猫腻’！”原来，是李富春与邓发巧妙地用一瓶白水冒充了酒，以此保护了老战友邓小平。
和平岁月情意浓
1952年的夏日，邓小平接任政务院副总理一职。次年9月，他再度晋升，与李富春一同被委以国务院副总理的重任。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分别荣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殊荣。1957年，邓小平一大家子迁至中南海，居于庆云堂的三院之中。一条窄窄的胡同，串联起南北四个院落。一院是李富春的居所，二院则是谭震林的宅邸，三院便是邓小平的寓所，而四院则是陈毅的住所。四位副总理，四户人家，大人们不仅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亦是共事的同志。邻近而居，更使得两家的关系愈发融洽紧密。
邓小平与夫人常携子女至李富春、蔡畅家中欢聚。李富春口音浓厚，总将邓小平的小儿子飞飞昵称为“灰灰”。邓小平的小女毛毛与飞飞自幼便钟爱于李伯伯的宅邸，那里蔡畅阿姨总是慷慨地分糖果予他们。卓琳对蔡畅充满敬意，遇事常向其求教。蔡畅亦对卓琳亲切有加，关系友好。李富春生活简朴，其中山装已略显陈旧，蔡畅便提议为他量身定制一套新衣，特意请卓琳一同挑选布料并协助制作。
1958年9月，邓小平同志（位于右三位置）与李富春同志（位于左二位置）莅临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对该厂的建设工作进行实地考察。
邓小平与李富春均在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中担任要职。鉴于工作性质，二人频繁同往各地考察，足迹遍布东北、西北、西南及华东。他们常相会于李富春府上，深入交流。在工作层面，他们配合无间。面对政治与工作难题，两人见解相投，彼此了解深厚。
为应对“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紧急召开工作会议。负责经济事务的李富春，针对工业生产的现状，提出了对工业实施“整顿、巩固、提高”的战略建议。这一建议，成为后来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的雏形。在此过程中，李富春与邓小平深入交流，得到了他的认同与全力支持。不久，周恩来总理提议在“调整、巩固、提高”之后加入“充实”二字，从而完善了这一八字方针。此后，邓小平与李富春为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倾注了心血，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
“温泉水对皮肤病有显著疗效，建设休养旅游点需精心规划。”阎红彦同志现场表态：“我们必将遵照小平同志和富春同志的指示，抓紧时间进行温泉及其他休养旅游点的规划与建设。欢迎小平同志和富春同志在百忙之中抽空检查指导。”
1966年三月，邓小平同志（前排）与李富春同志（正中）共同莅临甘肃白银公司进行视察。
12月5日清晨，中共中央西南局首任第一书记李井泉于昆明召开会议，向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汇报关于三线综合调查及厂矿选址的相关工作。邓小平同志对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李富春同志强调，必须强化规划设计工作，持续弘扬延安精神，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三线建设的各项指示精神。
1966年3月9日，邓小平同志携李富春等一行人离京赴西安，实地考察西北地区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次日，即3月10日，他们认真聆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对西北局工作的详细汇报。在了解西北机床的生产能力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必须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确保在三线地区建立起机床的生产能力。他进一步提出，军工厂应向专业化方向迈进，同时兼顾民用产品的生产，这是对“军民融合”理念的早期倡导。此外，他还强调了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应逐一治理每一条沟壑；重视粮食基地的建设，确保为全国提供充足的商品粮；同时提倡“藏粮于民”，增加生产队及群众的粮食储备。李富春同志也对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提出了切实中肯的建议。
在此次考察中，邓小平及李富春伉俪亦重返久违的延安。4月3日，他们走访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枣园等一批革命遗迹。次日清晨，4月4日，二人聆听了关于延安地区工作现状的详细汇报。随后，邓小平与李富春夫妇特地前往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前，忆及当年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往事，恍如昨日，不禁心生诸多感慨。
非常岁月情更切
“说是富春同志所赠。”当时被隔离软禁的邓小平与卓琳收到这香烟，心中感慨万千。随后，邓小平一家被下放到江西参与劳动。李富春夫妇亦被下放到广东从化，然而不久后，因病情加重，他们不得不返回北京接受治疗。
1966年四月，邓小平（居中左二）、李富春（右一）等领导同志重返圣地延安，并在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73年春，邓小平回到北京，重新恢复在国务院的工作。随后，邓小平夫妇去看望李富春和蔡畅。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不过六年多的时间，却有点几年不见恍如隔世的感觉。当年英姿勃发的大哥大姐都已垂垂老矣，李富春更是重病在身；蔡大姐的眼睛也近失明，所幸身体还好。大家都是历尽艰辛，能够重见，已是欣喜了。年底，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李富春感到十分高兴。他对去看望他的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军内威望高，经验丰富，又有魄力。他出来工作就好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这是全国人民的福音啊！”
“这里已大变样。当年，总理、富春以及我们几位同志，时常光顾对面的那家小咖啡馆，品味咖啡香。”
“好！好礼物！这象征着我们的艰苦奋斗。今日再品尝，便是对过往岁月的永恒铭记。”他还将部分礼物赠予亲友，并深情地回忆起在法国勤工俭学、投身革命活动的点点滴滴。
在1980年5月14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邓小平同志亲自出席了蔡畅同志的八十华诞庆祝活动。
1975年1月9日凌晨，蔡畅刚从医院步出家门，便接到医院的紧急来电，告知李富春同志病情急剧恶化。她匆忙放下电话，立刻赶往医院，然而，李富春同志已在病榻上与世长辞，永远告别了他的亲人及至交好友。邓小平同志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他的挚友表示哀悼。蔡畅抵达医院时，早已在场的邓小平紧紧握住她的手，眼中含着泪水，沉痛地说：“大姐，请节哀顺变……”1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李富春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尽管身患重病，周恩来总理仍坚持主持了此次追悼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以悼词，对李富春同志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邓小平夫妇再度携手，探访了蔡畅。彼时，蔡畅的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她欣慰地告诉邓小平夫妇：“若富春得知‘四人帮’被击败，定会感到无比欣慰。”邓小平夫妇紧紧握住他们敬爱的大姐之手，久久不愿松开。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1980年5月14日，蔡畅迎来了她80岁生日，邓小平夫妇携全家四代同堂，齐聚一堂，为蔡畅庆祝寿辰。邓小平亲自向其敬爱的大姐献上一束鲜花。岁月如梭，近60年的时光流转，他们之间的亲情依旧如当年在法国时那般深厚。邓小平与李富春的深厚感情，亦在蔡大姐身上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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